因为一门课程的关系，读了南非新任总统Zuma（知名游戏品牌）在议会的施政演说。有几段话很雷人，如下：

“We reiterate our non-negotiables. Teachers should be in school, in class, on time, teaching, with no neglect of duty and no abuse of pupils! The children should be in class, on time, learning, be respectful of their teachers and each other, and do their homework.”

“We will take very serious, and very decisive, action against any teachers who abuse their authority and power by entering into sexual relationships with children.”

“我们重申如下要求是没有协商余地的：教师应当身在学校，身在课堂，不能迟到，并且保证教学，不得渎职，虐待学生！而孩子们也应当按时上课学习，尊敬老师及同学，同时完成家庭作业。”

“我们将会采取非常严肃有力的行动来打击那些滥用权威与学生发生性关系的教师。”

这位总统前不久刚上任，这篇讲话是他任期内的施政总纲，应该说比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还要重要些，跟胡总的十七大报告一个档次。

然后南非的老师给我们罗列了些可能与事实有所出入的事实，当然本文对真实性不做保证，如遭遇滤霸拦截，与本人无关，请勿跨国追踪。

南非的老师上课期间基本不在教室，大多数在闲逛，或者做自己的事，而留下教室内的学生自学。学生们也不甘示弱，私带枪支刀具的比比皆是。械斗和枪击是常有的事。校园内大约11%的男老师与女学生存在性关系。以上这些可不是发生在大学，而是中学……

我记得在开普敦的时候，某大学门口一道显著的标语“No Gun in the Campus！”而开普敦大学，艾滋病的感染率是20%。

你要问，政府就不能管管么？嗯，我问了……

那里有个教师协会，所有的教师都会参与。1994年政府在其压力下取消了对学校和教师的考核和监督，从此以后教师们过上了逍遥的日子。之后政府曾多次试图恢复监督和考核的职责，遭到教师协会的多次抗议示威活动。他们声称有权利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工作，这是他们的人权。而教师的工资是政府发，而且必须发，同时会给优惠配备一辆汽车，享受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绝大多数教师的收入属于社会中上层。而那些去农村做志愿教学的“民办教师”，甚至连工资都没有。

1994年到今天，不短也不长，算起来15个年头了，一个6岁的孩子已经长大成年了，搁在贫民窟，要是被人强奸怀孕了，估计生出来的孩子也能打酱油了。

跟老师聊到最后，人家来了一句，这是democracy。

看来是体制问题，解决不了啊。不过这下好不容易等到新总统了，好像要大有一番作为。大家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目光总是盯着美英法德之类的国家看，最多有空鄙视鄙视阿三，偶尔看看黑灰洲，欣赏欣赏南美姑娘，生活真的充满了乐趣。

这是我们班里某小黑的原话。奥巴马赢了，小黑的世界近乎疯狂，相当兴奋，起码开心！

联想前一段时间的故事：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在电话记者会上对许多中国记者问他：「你是中国人吗」、「会不会说中文」的问题时，钱永健用英语回答：「不会说」，进一步中国记者又问他：「你的成就对中国科学家有什么意义呢？」钱永健也用英语回答：「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我不是中国科学家」，但是他也说，「我的得奖有中国人高兴，如果这样让很多年轻人对科学发生兴趣，这是很好的事」。（日本朝日新闻有报道）

两件事其实没什么关系。

但是，钱永健是个banana，奥巴马是个Oreo，两个人都是实实在在的美国人。Banana是外黄内白。而奥利奥则是外黑里白。说到底，他们俩都认同自己是美国人。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一定的认同感，比如走出国门的人，可能对自己是中国人非常敏感。以前出来的中国人少，往往被认作日本人，甚至现在也有，这种事情，总是让当事人稍感不快，总觉得心里堵得慌。上升点高度，就是国家弱，比不上日本，觉得自己颜面扫地，从此以后奋发图强，立志振兴中华等等。而在国内，如果身处北京，大家介绍的时候，就会说我是江苏的，河北的，海南的……也有典故说厦门人从来不说自己是福建的，大连人很少说自己是辽宁的。当然，也有民族的认同，比如汉族人，回族人，藏族人……所有的这些身份，都是认同。这种认同感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很像是一个个大大的肥皂泡泡，环绕着人的身体。最坚固的一层，往往在最里面，最不容易戳破，也是自己看得最清晰的。当人从内往外看得时候，大多数情况都带着这些泡泡的颜色，当然内层的颜色最深，对视力的影响也就越大，而外人从外向里看我们时，也是先看到外层的，不过这个时候，里面的颜色最深，所以那些有眼力的人，看到的最本质的还是里层的东西。

这样一来，前面的两个例子就有点关系了。钱和奥巴马都是有这种认同的人。他们外层的肥皂泡泡颜色不一样，一个是黄的，一个是黑的。但是最里面的那层，是一样的，是美国人。奥巴马是黑人，一点都没错，但是美国人这个概念，在他心里面，比黑人这个概念更重要。钱是黄种人，也没错，但是在他心里，他不是中国科学家，他是美国人。

当事人自己清楚，外人往往不清楚。很多人喜欢虚构关联，找点与自己有关的光环，戴一戴，或是顺带沾沾光，都成了无上光荣的事。我相信，认为Obama is a hope，因为他被选上而开心的黑人，绝对占了很大很大的比例。在选前，每次我问见到的小黑，你支持Obama还是McCain，每个人的回答都是，当然小马。

我很想知道，或者说非常期待，在可预见的未来，Obama会给非洲人民带来什么。难道那里的饥荒会因为奥巴马的上台而减少？难道很多非洲国家的战乱会因为他的上台而平息？难道艾滋病会看奥巴马的面子不再那么肆虐？难道美国人民从此与非洲人民成了一家人，去美国不再需要签证？很显然，这些都不可能发生。但是，也有会发生的。正是因为这种所谓的希望，更多的人会痴迷于所谓的美国梦，更多的人会信奉美国式的民主，更多的人会向往美国式的自由，更多的人会将美国作为自己国家未来发展的标准……

黑人的高兴劲，让我想起了朋友曾经造的一个词：虚幻的幸福感。现在人虚幻的幸福感太多了。但是有多少东西，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

美国人有句古话，叫自助者天助。奥巴马也许会带领美国走向另一个辉煌，但是奥巴马救不了水深火热的非洲人民。相反，这位美国人民创造的政治明星，也许会让那些非洲人更执着于虚幻的梦境，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回到自我，回到生活。轻轻一抬手，戳破那层肥皂泡，也许我们能看到更多更真实的世界。

非洲兄弟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别人手里。习惯了那层泡泡，就会依赖上那层泡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想可能还是和现在差不多。

我相信，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也都会执着于国家认同。这并没有错，我也根本不认为这不好，否则我就是人民公敌国家叛徒了。但是回归到每个人的生活，这些认同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国家强大了，感觉非常舒畅，国家哪方面做得不好，在国外都抬不起来头，觉得丢人……正是因为在乎，我们的情绪才会被这层泡泡牵着走。但是，有没有别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带给我们的快乐比这些更多呢？与亲人和爱人一起享受时光，触摸大自然的气息，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我不能再延伸了，否则真的成叛党叛国的人民公敌了。这种思维，会被批判为过于个人主义，没有集体荣誉感，不热爱祖国……这些帽子，任何一顶都能压死人。

突然有个很有趣的想法，也是以前听说的：在美国的华人兄弟姐妹，一定要多生孩子，多养孩子，要让华人在数量上占优势，多少年之后，美国不就是我们的了么？毫无疑问，长期来看，这是打败美帝最有效的战略选择，那么，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有多少华人兄弟姐妹愿意“为国献身”，“超生超育”？我猜，即使有一天美国的总统是一位banana了，他心里想的，依然是：我是美国人，如果这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非常高兴，特别是能让他们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向美国学习，或者干脆将中国大陆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那是非常好的事……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毛泽东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

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

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